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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研究不能依赖理论推导
      作者: 刘 毓 庆
 
  就中国学术研究而言,20世纪无疑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转折和飞速发展的世纪。传统的笔记式杂考与注疏式诠解的主流地位,被纵横驰骋式的论证辨析与系统性的综合论述所代替。皇皇洋洋的大块学术文章与学术专著层出不穷。其成绩也确实可贺可喜。然而其间却出现了一种众皆视之为科学并行之不殆的方法,这便是从概念、理论出发,用逻辑推导历史,由此而推翻了古人的许多结论与成说,产生出了不少石破天惊的新观点,有相当多曾被学术界视为科学结论。但随着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的公布与学科交叉、研究视野的拓展,我们发现,有相当多曾经所谓的科学结论,实际上是靠不住的。
 
  以文献辨伪为例,《老子》一书,司马迁以为出于春秋之末的李耳,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为"周守藏^史"。班固也认为《老子》为李耳所著,并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四^《老子》的传说。到宋代,有人对此书的作者提出了怀疑,但并没有提出多少否定的根据来。到世纪则有一批学者开始了符合逻辑的大胆推导:梁启超提出了三点可疑:司马迁作《老庄申韩列传》,对老子的事记载游离不定,且出现了种种矛盾,此可疑者一;据司马迁说,老子是孔子前的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可是别的书里却没有一句孔子称道老子的话,连特别好批评人物的墨子、孟子也不曾提到老子,此可疑者二;据《礼记,曾子问》,老聃当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与《老子》的精神不合,此可疑者三。然后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推导:第一,司马迁的《老子列传》,是根据《庄子》寓言故事编辑而成的;第二,从思想系统上,《老子》的思想不可产生在春秋之末;第三,从文字语气上,不像春秋人所有,有些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才有的感觉。最后结论是:《老子》作于战国之末(《古史辨》第四册《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其后,张寿林《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认为,《老子》书出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认为,《老子》成书于《庄子,内篇》之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讲义》认为,《老子》应成书于《孟子》书之后;素痴的《老子的年代问题》更有意思,认为《老子》写成于《淮南子》之后,而且指出他是沿英国人翟理斯之说的。总之,否定司马迁关于《老子》出于李耳之说者盛行一时。
 
  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便接连不断地出土了《老子》的各种传抄本。其中郭店楚简本是战国中期以前的传抄本,这一事实起码否定了所谓《老子》成书于战国之末、甚至更后的种种说法。那么,像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错误又出在何处呢?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都是从概念、理论出发,用逻辑推导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的,是在西方所谓科学方法的影响下而进行研究的。这种所谓的科学,其实是很武断的,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文史研究方法。因为历史是曾经发生的过去,它不是简单地靠理论、逻辑推导出来的。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他们都是依据历史传闻与文献资料来记述历史的。尽管记载不详,或者存在矛盾,但因那是非常难得的资料,故弥卑珍贵。对于有限的历史材料,应该充分地尊重,对其中存在的矛盾,应该想法合理地解释、化解甚至存疑,而不可轻易地否定。
 
  《老子》的问题只是其中之一,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如《晏子春秋》,梁启超以为是汉初之作,银雀山竹简本《晏子》的出土,则否定了梁氏说;《孙子兵法》,钱穆、金德建认为是孙膑作,银雀山竹简本《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出土,则否定了钱、金二家之说;《文子》以前有人以为是六朝人所造,今则发现于汉墓之中。
 
  再以孔子删《诗》为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后来的学者大多怀疑司马迁的记载。如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疏》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20世纪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文章,少说也有五六十篇,大多数学者都在孔颖达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推论。如高亨先生就曾推论,若三千篇删存三百,所删的逸诗当今本的十倍,可是今所得逸诗,也不过十几条,此其一;其二,《左传》记吴札观周乐,乐工所歌诗与今本相差无几,不是为孔子删过的旧本,若果有三千篇,为何所歌没有超过今本《诗经》范围。由此所得的结论,只能是司马迁所说不可靠(《文史术林.诗经引论》〉。
 
  显然这也是由逻辑推导的。当然司马迁并没有亲见孔子删诗,是根据历史传闻,很谨慎地记述下了这件事情。而今之学者的推论,是以今人所理解的"三千篇"与"删诗"概念为逻辑起点的。这一起点完全忽略了司马迁记述的慎重性与司马迁时代人对于整理文献篇数的计算方式。也就是说,是离开古人整理古籍这一事物的本身,而纯从概念、理论出发的。如果我们返回到司马迁的时代,与那个时代人整理古籍的同类情况作一比较,事情也就很容易明白了。刘向校书,可作为孔子"删诗最好的佐证。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迄孝武世,书缺简脱,刘向开始了艰难的校书工作。他在《管子书录》、《晏子书录》、《孙卿书录》等篇中记录下了去复定篇的情况。如云:"所校雠中《管子》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见《全上古^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332页)。《孙卿书》收集到三百二十多篇,而重复的就有二百九十多。删掉重复,所剩也只有十分之一。由此看来,孔子"删诗",十去其九,完全是情理中的事。他只是删除从各国收集来的《诗》本的重复部分与残缺部分,司马迁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
 
  再以诗歌起源研究为例,在20世纪后半叶通行的"文艺理论",认为诗歌是随着劳动呼声产生的,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诗歌。显然这也是从概念、理论出发,用逻辑推导的。并没有人听到过生民之初的歌声,甚至有人推论,爱情诗应该是人类最早的歌声,就像有些鸟发情期发出美妙的鸣声一样。可是据先秦文献记载与"诗骚"提供的文本依据,中国诗歌乃是由宗教性的祭歌开场的,而且是伴随着乐舞进行的。《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述的最古老的歌舞,如朱襄氏之瑟、葛天氏之乐、陶唐氏之舞,黄帝的《咸池》、颛顼的《承云》、帝喾的《康歌》、帝尧的《大章》等,都是与宗教意义相联系的。这是先秦人根据传说所作的记录。在《诗经》与《楚辞》中,最古老的部分也是与宗教祭祀相联系的歌辞。《诗经》中最早的部分是《商颂》、《周颂》,全部都是与祭祀有关的;《楚辞》中最早的是《九歌》,据《山海经,大荒西经》与《离骚》、《天问》的记载,《九歌》原本是天上的曲子,是夏启到上帝那里做客时带回人间的。《九歌》这个神秘来源的传说,也证实了其原初的宗教性意义。据人类学家的考察,歌舞起源于祭祀仪式。这个结论得到了文献与古文字所提供信息的支持。郑玄《六艺论》中说:"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诗与礼同时产生,其实也就是说诗产生于宗教祭祀。"礼"字古文字作"豊"或"豐",根据文字学家的研究,这个字从珏从盍,珏代表玉,是祭神之物;直代表鼓,即表示用乐〈袭锡圭先生认为"堂"本是一种鼓的名称,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二辑《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林漠先生认为"豊"字从珏从直,"这至少反映古代礼仪活动正是以玉帛、钟鼓为代表的",见《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豊堂辨》,中华书局,1985〗。因为与祭祀有关,所以后来又加了示"旁而写作了"禮"。"礼"其原初本是指祭神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即《说文》所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行礼必有乐相从,而在所有的乐器中,鼓是最具有震撼力与神秘性的,即如《五经要义》所说:"鼓所以检乐,为群音之长也。"〈《北堂书抄》卷108引)故古文"豊"以"直"来代表乐。文字学家对"豊"字"玉、鼓奉神"原初意义的揭示,正与人类学家歌舞起源于祭祀仪式"的考察相互发明,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总之,历史不是依赖逻辑推导出来的。如果逻辑能推导历史,那么世纪的人,便可以推导出一部人类未来史来。因此文史研究不能仅从概念、理论出发,用逻辑推导的方式来还原历史。古人对历史的记述,所尊重的是传闻材料与文献资料。当代部分学者对古人根据传闻材料的历史记述^特别是对看来似乎相互矛盾的记述,表示出一种怀疑态度,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对历史的否定。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文史研究不能用逻辑推论,没有逻辑推理,就很难说有研究,而是说更应该尊重古人的记述,在历史语境还原的基础上,用逻辑推导构建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能轻易采用否定的方式,把历史简单化。对于自己所选定的逻辑起点,也是应该作根本的性论证的。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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