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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私塾的再认识
  作者:贾 国 静

      说起私塾,现代人的印象多是从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来的,所以很多人认为私塾的教学僵化死板,实在没有可以肯定之处。然而近年,各地"读经"热一浪高过一浪,各式私塾也不断出现,有人说读经能够提高孩子的文化素养,能够重铸民族之精神,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私塾。
 
  私塾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已基本普及,到明清时已形成一种制度,在民间广泛设立。私塾按其设置方式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
 
  家塾富贵人家延聘塾师到家课读本家子弟者〈有时还搭配同宗子弟陪读)谓之"家塾",聘请塾师的人家称为"东家",受聘的塾师称为"西宾"。这些东家一般视子弟为未来家庭兴旺的重托,希望子弟高中功名、光宗耀祖,故而东家对子弟的教育极为重视。再者,这些东家一般经济较为殷实,有些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声望,能够支付给塾师足够养家糊口的薪水,故在延请塾师时有较大的选择馀地。从塾师方面看,较好的待遇,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安心教读;反之,如果不认真课读或不胜任就会被解雇。这就决定了他们一旦受聘于东家,一般都能尽职尽责。从招聘与受聘两方面来看,这类私塾的教学质量一般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如清代教育家王筠就曾做过家塾塾师,并且还编了有名的识字课本《文字蒙求》。近代著名的文人学者如胡适、郭沫若等,儿时都曾接受过此种形式的私塾教育。即塾师招收临近人家的子弟在家或借助祠堂、庙宇教读。
 
  散馆即塾师招收临近人家的子弟在家或借助祠堂、庙宇教读。这类禾由塾师自设,故教学质量的高低基本上由塾师的水平高低和是否认真执教而定,差异较大。有些塾师知识渊博、教学认真,成为一方名儒,所办私塾的教学质量较高,颇受当地认可。如嘉庆间江淮大儒凌晓楼,20岁时"乃弃书业,集童子为塾师,童子从之游,则书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从众"(《凌晓楼为塾师》,《清稗类妙》(二)〔教育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26页)。而有些塾师则学识平庸,胡混度日,乃至误人子弟。前人曾留下不少关于塾师的笑料,"曹元宠对题学堂图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把《论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真可谓"曲尽社师之状"(转引自韩凝春《明清塾师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义塾即或由官、商出面兴办,以奖后进,施惠一方;或由族中绅董在宗族祠堂公办为族中无力读书的俊秀子弟或族中所有的适龄少儿免费提供教育机会的教学场所。这类私塾最大的好处在于将受教育对象照顾得更加广泛,使广大贫苦农家的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教育普及的程度。如清代"蒋果敏公益沣攻克杭州,自城及乡镇村落,无不为置学塾,一塾一师一仆,年费钱百千,村农子弟皆令就学,力不赡者,更予饮食"(《蒋果敏设义塾》,《清稗类钞X二)〔教育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22页),在这类私塾里既能受教育又能有口饭吃,广大贫苦农家子弟何乐而不为呢?但是由官、商兴办的义塾有一致命的弱点,就是不稳定,会随着办学官、商命运的变化而变化。如咸、同时以办理木厂发家的王子江"因慨自幼失学,未能大展抱负,立誓捐产设学,普收贫寒子弟。京城内外,先后设立义塾数十所,各为置产生息以给修脯,费逾巨万,而其终日孜孜筹画〔划〕扩充推广之方法,十馀年如一日也";但到光绪初年,某京兆为邀赏"将其所办各义塾收归官办,遂日见废弛矣《王子江设义塾》,《清稗类妙》(二)〔教育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23页)。特别是新式学堂1殳立后,一些趋新官、商弃私塾而就学堂,不再出资办义塾,许多义塾因没有了经费来源而被迫解散。
 
  私塾的教学内容很丰富,涵盖识字教育、知识教育、道德教育三个方面的大内容。具体可分为:〗.学则、学仪、家训以至《小学》、《圣谕广训》一类的伦理书〈并包括《小儿语》一类的格言韵语);2,《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作为识字用的基本书;3,启发儿童智慧的书,像日记、故事一类的书;《浅近的历史、地理以及博物的常识书,像《高厚蒙求》、《名物蒙求》、《史学提要》等等;5,所谓陶冶性情的诗歌集,像《神童诗》、《千家诗》等〈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载《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268页)。
 
  清代教育家王筠曾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王筠《教童子法》,载《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出版社,1961,267页)。私塾教学须先从识字人手,儿童一般六七岁时〈早的三四岁)即人私塾接受识字教育,教材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些识字课本。经过一年左右的识字教学,儿童年龄已八九岁对,大概能认识二千左右的汉字,有了初步阅读的基础,王筠说:"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王筠《教童子法》,载《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出版社,1961,267页〉所谓读书,也就是进行一些基础知识教育,如应对进退洒扫的礼节、耕种稼穑的基础知识。这些基础知识,对儿童来说较为实用,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大多数家庭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应子弟完成漫长的求学道路的,一般家庭的子弟接受几年的私塾教育后可能会回家耕种,也可能到城镇里谋些对他们来说较为体面的工作,像在饭庄、钱庄、店铺做伙计。这一阶段的教科书主要包括韵语读物、散文故事、浅易的诗歌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如《李氏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书言故事》、《千家诗》、《神童诗》等。经过知识阶段的教育,有志于科举的学童开始接受直接应对科举的经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及封建法规与律例。完成上述几个阶段的教学,大约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私塾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讲求因材施教,重视个别教育。一个塾师一般只招收几个、十几个至多几十个塾生,"每个学生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学习,循序渐进,因此对于学生们来讲,彼此都是相互独立的。如果有谁完成了先生布置的任务,就随时可以走到先生面前,把书递给先生,然后转身背对着他,双手交叉在后,把学过的内容背诵一遍"〈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光明曰报出版社,1998,182页)。这种"因材施教"的个别式教学,使"先生确切地知道学生已经读了些什么,什么还没读",根据学生个人的资质与进度安排课程,不但"师生关系十分紧密和睦"〈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5,230页),而且还多少可以克服学生资质不一、良莠不齐的缺点。
 
  但是塾生不分进度,杂居一室课读的状况,无形中会加重塾师的教学负担,使其在教学过程中难以照顾全面;学习进度的不同,又限制了同学间进行交流。塾生中刚开蒙的儿童与在私塾里呆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共处一室,年龄、阅历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这些杂居一室的塾生在心理、个性、学习态度等各方面会有较大差异,相互之间难以寻求共性,班级意识、集体精神缺乏酝酿存在的土壤。近代学潮的参与者几乎全为学堂学生(至少在本人看到的有限的研究成果与原始资料范围之内是这样〉,而塾生在这方面则显得迟钝、呆板,政治敏感性与参与性较差,这种状况的存在,与"因材施教"的个别式教学方式似乎应不无关联。
 
  (二)重视背诵方法的运用。在私塾教育中,背诵方法运用较多。在识字阶段的教学中基本上是死记硬背二千个字,只是到了知识教育阶段才有些简单的讲解。清代蒙学教育家唐彪曾说:"凡书随读随讲,则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开悟。若读而不讲,不明其理,虽所读者盈笥,亦与不读者无异矣。故先生教学,工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也。"(转引自李国钧《明清蒙学教育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期)尽管教育家对于私塾教学有宜注重讲解的深刻见解,但在实际教学中仍以背诵为主,要讲解或加学费、或看塾师兴趣。如胡适的母亲为了让胡适受到较好的教育,每年给塾师6元学费,要求讲解。塾师接受较高的学费后,开始对胡适进行认真讲解;而对那些只交2元的学生则只让其背诵不作讲解〈曹伯言《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24页)。
 
  以今人的后见综观传统私塾这一教学方式,确实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私塾的教学内容固然单一,但是能够适应它所存在的那个传统四民社会的需要,对培养那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私塾只重视"国学"的教学内容,不但能够让儿童从小就打好了"国学"基础;而且从小对儿童进行比较丰富的国学教育,也较好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长久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私塾的教学方法中背诵式教学看似呆板,但是能够适应儿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使儿童在人生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记住了很多东西,即使一时消化不了,也会随着儿童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慢慢体悟出其中之精妙。而教学方法中的个别式教学,能够"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对学生施教,也实在是现代教学体系中"一刀切"、"批量生产"的教学方式所难以做到的。当然,私塾的整体教学质量也不能一概而论为差,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既有培养出国家栋梁之材的私塾,也有散漫的胡混度日的私塾。
 
  今天,当私塾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它已经不再被人们一概否定,而是被一分为二地吸取了其中的精华。私塾只重"国学"的教学内容,个别式、背诵式的教学方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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