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还喜欢将市场作为检验文物艺术品真假以及价值的评判地，因为拍卖“不保真”，只需要一纸鉴定书即可以横行天下。但是，当这一切都跟市场失去联系的时候，我们的文物鉴定的“现实”尴尬也就如落潮后待宰的游鱼和虾蟹一样，羸弱不堪。
用“一片狼籍”来形容目前国内文物艺术品鉴定的现状或许有些夸张，毕竟我们还有很多活跃于各种鉴定场所的专家以及扎根于荒野之中的考古队伍，这些都在彰显着文物艺术品鉴定领域的综合实力。但文物艺术品鉴定实力的强弱与综合实力没有太大的必然联系，真正在整个行业当中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反而是数量相对较小的顶尖人才。
在过去的鉴定当中，国内专家习惯于依靠眼力和个人经验来作为文物艺术品鉴定的主要依据，但随着近几年国内文物艺术品造假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 就连一些业内“ 泰斗”级的鉴定专家也相继出现“走眼”之后，原有的鉴定经验便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确实，造假者是为“利”铤而走险，靠的就是技术上的“新”和“绝”，只有达到让专家都误以为真的地步，才能够算是“靠手艺吃饭”。而反观鉴定者，多数都以老资历的“学究”为主，精力有限，很难做到文物鉴定的“与时俱进”。也许是鉴于当前鉴定领域所存在的现实困难，国家文物保护基金会社会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在前段时间发出声明，希望联合更多的鉴定力量，结合现代科技技术，打造全新的文物鉴定格局，并以此来解除鉴定领域存在的乱象。
那么，问题来了：新的文物鉴定格局尚未确立，旧的鉴定方式存在弊端，若在此时碰上比较棘手的文物需要鉴定又该如何进行呢？最近几起关于“红军”借条真假难确定的案例，或许可以视为当前文物艺术品鉴定现状的一个缩影。
前段时间，一张前后纠葛了十余年鉴定求真之旅的“贺龙借条”再度被媒体搬到了台前，另一张饱受非议的“新四军借条”也随之成为了各大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两张借据， 分属不同的所有者， 但却面临相同的境遇：真假难鉴定。前者“贺龙借条”有着十余年辛酸曲折的求证之路，最后在旁证者那里获得了安慰，被认为是真；后者虽在时间上不如前者漫长，却也同样一波三折，最终的结果是一场“3 0分钟的关门鉴定”和一纸“仿造”的鉴定结果。前者被视为真，却无权威鉴定机构的保证；后者被视为假，却以“‘草台班子’的鉴定”为由而不被拥有者接受，准备上诉至更高一级的文物鉴定机构。
两张解放前的“借条”，70余年的历史，勉强可以被视作文物，暂且不考虑其历史价值和市场价值，所面临的却是一个永远都不能令人信服的鉴定结果。如此脆弱的鉴定力和公信力，实在不是一个文物大国所应该拥有的文物鉴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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