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
大都，又被西方人称作汗八里（即可汗之城），为元朝于今天北京所建造的都城。大都作为元代都城长达百年，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国际大都会。元大都的总设计师，为元初杰出的政治家刘秉忠。
刘秉忠〈1216—1274〉，字仲晦，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他一生中曾有过多种称呼。起初名侃，后因出家为僧，取法号子聪，又被人尊称为聪书记"（因曾任天宁寺掌书记)或"聪上人"，藏春散人为其平生自号，秉忠则是他人元为官后所取之名。
刘秉忠出身于辽金官宦世家，1220年，在他5岁那年，蒙古大将木华黎率军南下，邢州投降蒙古，木华黎承制于当地，设立都元帅府，其父刘润为众所推，被任命为副都统，后又升都统，署邢州录事，任巨鹿、内丘两县提领等职。因此缘故，从13岁起，刘秉忠就以质子身份人居帅府，岁出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不过，一向孤傲清高、志向远大的他,并不甘心就此沉位下僚。23岁那年，刘秉忠弃官遁去，隐居武安山中。他先是多年身着道袍，与全真道士为伍，后因天宁寺虚照掸师的邀请，又易僧服，担任了天宁寺掌书记。后来，刘秉忠北上云游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南堂寺，于1242年遇到了路过此地的海云和尚。海云是北方临济宗高僧，也是当时华北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当时正赴忽必烈之约北上。两人会晤后，海云对刘秉忠的才学大为赞赏，于是邀请他一同北行。此次北上，成为刘秉忠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也为他日后参与设计建造大都城提供了可能。
刘秉忠抵达漠北后，受到忽必烈的多次召见，深得其赏识。海云南返后，刘秉忠被留下来，成为忽必烈身边最重要的谋士。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身为藩王的忽必烈此时正"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世祖纪一》）；另一方面，刘秉忠的才学与阅历，也确非凡人可比。据文献记载，刘秉忠自幼即英羁不爽，聪颖异常，"八岁人学，日诵数百言"（徒单公履撰《刘秉忠墓志》），"为诸生称首"（张文谦撰《刘秉忠行状》〉。其后又为儒、为道、为僧，"凿开三室，混为一家"〈徐世隆《祭文》〉，"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对忽必烈而言，遇到这样一位兼通三教的旷世奇才，自然会欣喜若狂，待他若上宾。1246年，父亲刘润去世，刘秉忠南下奔丧。两年后，应邀再次北上。这次，他给忽必烈呈上了一份万言书，针对时弊数十事，提出了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认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元史.刘秉忠传》〗，惟有以汉法治理中原，蒙古政权的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对此，忽必烈深表赞同。
年，蒙哥汗即位，身为皇弟的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同年，因其家乡邢州民户日渐逃亡，百业凋敝，当地领主两答剌罕〈八答、启昔礼后人）请求派人治理，刘秉忠趁机向忽必烈推荐张耕、刘肃为邢州安抚使、副使。二人到任后不久，邢州即获大治，从而拉开了忽必烈推行汉法的序幕。1253年，刘秉忠从忽必烈远征大理，后又从征南宋，在积极参与军事谋划的同时，他还"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元史.刘秉忠传》），为忽必烈所采纳，从而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生灵涂炭。
年，忽必烈于开平（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即位为蒙古大汗，是为元世祖，刘秉忠经邦纬业的才能开始有机会全面施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至元元年（^^)，在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的奏请下，忽必烈下令让刘秉忠还俗，并在当天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至元八年，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正式立汉式国号"大元"。在草创元朝各项典章制度方面，刘秉忠殚精竭虑，贡献厥伟，"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元史.百官志一》〉。"他如颁章服，举朝仪，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以他为核心的邢台士人集团，曾对元初文治发挥了重要影响。1274年刘秉忠去世后，忽必烈不无伤感地说："秉忠事朕三十馀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元史，刘秉忠传》)这种对臣子身后的高度评价，对忽必烈而言是绝无仅有的，可谓发自肺腑之言。
在当政期间，刘秉忠主持了一项足以功彪史册的伟大工程，这就是大都城的建设。大都城建设的参与者很多，据文献记载，即有张柔、张弘略父子，行工部尚书段贞，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鱺，色目人也黑迭儿，乃至采石提举杨琼等。水利工程的完成，则得益于刘秉忠的学生与同乡郭守敬。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元大都都城规划的总设计师，刘秉忠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6年，刘秉忠就曾受命在桓州东、滦水北选址建立过一座草原城市，此即开平府，也就是后来的元上都。忽必烈即位后，随着与阿里不哥权力争夺的展开与蒙古政权统治重心的南移，燕京（前金中都）的重要地位开始凸显，不少人从地理位置的优越强调定都燕京的重要性，像郝经即指出："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陵川集.便宜新政》）忽必烈采纳了这些建议，在中统四年升开平为上都后，次年又将燕京改名中都，并开始派人修缮燕京城外的琼华岛、广寒殿等前金建筑，这些建筑后来成为大都宫殿建筑群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忽必烈的授意下，新都城的筹划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刘秉忠受命全面负责都城建设的总体规划，赵秉温等则是他的得力助手，"与太保公〈即刘秉忠〗同相宅，公因图上山川形势、城郭经纬，与夫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图赴功"〈《滋溪文稿.赵秉温行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忽必烈也经常过问设计情况，《析津志辑佚》载，"其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朝堂公宇.天师宫》〉。"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岁纪》）。新城从至元四年正月丁未（十九日）开始破土动工，九年二月正式命名为大都，到十三年基本竣工。城内修建于至元二十年也基本完成，原燕京旧城的商铺、政府衙门、税务机构等在这一年相继迁人城中。到二十二年，元朝政府又出台了旧城居民迁人办法，大批居民开始搬迁进城。相比之下，原来的燕京城，则在此后人口日渐稀少，作为大都城的组成部分一南城，旧日的燕京成为大都城居民观光旅游、凭吊古迹的去处。
刘秉忠所设计的大都城，城址选在原金中都的东北。当时之所以放弃旧城而另建新城，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金中都经蒙金战争严重破坏，满目疮痍，重修成本超过另建新城，已无重修的价值;二是中都原有莲花池水系供水不足，满足不了城市发展的需要，而中都东北金代的离宫建筑群经翻新重修，已初具规模，且琼华岛周围湖泊众多，水系发达，能满足大都市的供水需要。
元代大都城规模宏伟，气势宏大。经当代考古实地勘测，全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约28600米，面积50馀平方公里。城内设计，充分参考了中国古代都城的设置格局，主要街道按《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的规定，由九条南北大街和九条东西大街组成，笔直宽阔。除街道外，整个城市还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众多火巷与胡同（胡同来自蒙古语井）。大街宽约25米，小巷宽约6—7米。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称赞它"划线整齐"，"有如棋盘"（《马可.波罗行记》〉。整个城市共分五十个坊，各有坊门，坊门上书写有坊名。值得一提的是，在位于宫城北面中轴线上的中心阁，其西十五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南面竖立着一座刻有"中心之台"的石碑，作为大都全城中心的标志。在城市设计与建造时，把实际测量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反映出刘秉忠在规划城市时的细致周密与匠心独运。刘秉忠对大都城门的设计，充满了神秘色彩。整个外城共有11座城门，其中南边三门，分别为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东边三门，分别为齐化门、崇仁门、光熙门；西边三门，分别为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北边则只有两门，分别为安贞门与健德门。外城旁三门，符合《周礼，考工记》
的设计蓝图，但北边只有二门，却令人费解。这种极为不对称的城门布局，在当时就让人遐想联翩。由于刘秉忠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学，他的这种设计，被人认为与三头六臂两足的哪吒有关，即南边三门为三头，东西各三门合为六臂，北边二门为两足。元末张昱寓居大都时写有《辇下曲》，其中有曰："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里，长似天王衣甲兵。"另一位署名长谷真逸的作者在《农田馀话》卷上也记载说："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吒神三头六臂两足。"这一传说发展到后来，又被人们说成是明初刘伯温建哪吒城。刘伯温与刘秉忠不仅同姓，而且都被认为是精通奇门遁甲之类的神通人物。也许正是因这个缘故，后人才以讹传讹，把两人混淆在一起吧。另外，还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设计受到《周易》及邵雍《皇极经世书》的影响，即一、三、五、七、九为天数阳数，二、四、六、八、十为地数阴数，二者中位数五与六相加，恰为十一。以九宫八卦布位，正北为坎位，《周易，说》:"坎为隐伏。"隐伏之极就是关闭，故北边少一门。
同传统都城重城式布局相同，大都城外郭城内依次分布着皇城与宫城，不过并没有完全居中。皇城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以太液池为中心，围绕着三大建筑群，即宫城、隆福宫与兴圣宫，其设计与建造都远远超过了以前辽金的规模。宫城偏居皇城东部，南北各分布着以大明殿与延春阁为中心的两大宫殿建筑群，宫城北面另辟有皇家成员的休憩场所御苑。宫城之西为太液池，对岸分布着隆福宫、兴圣宫两大建筑群。其中隆福宫建造时间较早,前身本为太子真金的东宫，后来则成为皇太后的居所。在设计大都城的过程中，刘秉忠还特别留意主要政府机构的选址。据载，他的布局安排与星宿方位密切相关。其中，处理全国政务的中书省，在宫城之北的凤池坊，"分纪于紫微垣之次"。枢密院在宫城之东的保大坊，"在武曲星之次"。御史台则在远离宫城的肃清门内，在左右执法天门上"〈《朝堂公宇.朝堂公宇》）。这种布局安排虽说别具一格，却造成政府各机构间联系不便。桑哥当政时，中书省被迁到宫城东南侧的五云坊，因旧址在北，新址在南，习惯上把旧址称为北省，把新址称为南省，以后这种情况又有所反复，直到至顺二年〉才最后确定在五云坊。至于太庙与社稷坛，则在刘秉忠规划设计之初，即根据《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的原则加以确定，但建成较晚。其中"太庙在震位，即青宫"，位于齐化门之北，社稷坛在和义门稍南，二者分别位于皇城东西，呈左右对称格局。
刘秉忠的大都城市规划，基本上为后来明、清两代的北京城所继承,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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