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 来
月 3日〈美国东部时间〗中午从哈佛广场回来， 打开收件箱，十几个新邮件一下子涌了出来，其中张学智教授发来的题为讣告"的邮件赫然夺目，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可能和朱先生有关。待打开看，知道朱先生已于日前仙逝，虽然朱先生一两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这个消息仍然令我感到惊愕，叹息不已。
朱伯崑先生，著名哲学史家，易学哲学研究大师， 我国哲学界望重士林的著名学者。朱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就我所知，他对解放以来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掌握最熟、教学经验最富。他的研究继承了冯友兰先生的治学方法，重视理论思维，重视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及演变，在把握中国哲学的广阔性和深刻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对解放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北大学派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 他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界和中国哲学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我最初见朱先生是在1978年6月研究生复试考试时。当时，我除了认识张岱年先生和楼宇烈老师外，其他老师都不认得。复试会上，除了张先生外，主要提问的是一位戴白边眼镜的老师，五十多岁，反复提了与公孙龙哲学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都就自己所知， 一一做了回答。考试后，通过问别的考生，才知道这位最能提出问题的老师就是朱伯崑先生。
对我们78级研究生来说，除了张岱年先生以外，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朱先生。入学那时，除了张先生这样年纪的老先生我们称先生外，五十几岁以下的先生多称老师，所以我有好多年都称朱老师，后来才改称朱先生。在改口的开始几年，我自己心里还是觉得叫朱老师亲切些，但慢慢也就习惯了。初人学时，我们曾在张岱年先生课上问他，朱先生是不是他的学生，张先生说"他解放前在清华上我的课，我两年都给他分！"张先生还说"他现在已自成一家"。
朱先生给我们开的通史资料课，长达一年有馀，每周两次，每次四个小时，上了两个学期，还没讲到王船山，所以第三个学期又继续讲， 上得大家往往头晕脑胀，而朱先生兴致勃勃，欲罢不能。这门课不是本科的中国哲学史课，而是专门给研究生上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资料课，本来的设计是主要读资料，但讲着讲着，就不讲资料了 ，讲成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这个课讲得比本科的中国哲学史课要深得多细得多。朱先生的这个课对我们非常重要，不仅在一个较高层次上把整个中国哲学史深入地重新走了一遍，而且把其中理论问题和学术争论都全面揭示出来了。同时，这对我们也是一次以"北大学派"〈这是后来朱先生多次跟我谈的问题)治学方法的重要洗礼，朱先生这一次中国哲学史通史讲课，其体系之深人与广博，我相信是前无古人，而后来者也不会再有的，因为现在的研究生没有中国哲学史通史课，而本科的通史教学都走向简短，以各门断代专题课作为补充。我在研究生时代写的郭象、张载的论文，都与朱先生的这门课对我的启发有关。
朱先生不仅上课，还找大家到家里去谈，第一学期结束，大家交了对《管子》《内业》、《心术》篇的注释作业，假期中朱先生找我们十个人分别去谈，这种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今天很少有人做到，我自己也从来没做到过。 1981年春夏，每个人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初稿都拿给朱先生去看，这大概不是教研室的规定，而是大家对朱先生的一种依赖，反正麻烦朱先生也没关系，他肯定会给我们的论文把关。我记得朱先生找我去谈我论文的时候，点头予以肯定，说我的论文"有点新东西"，得到朱先生的鼓励，我当时很高兴在上朱先生通史资料课时，讲到魏晋哲学和北宋哲学时，朱先生都提到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分别，指出在欧洲哲学史上沃尔夫最先提出 这个分别，汤用彤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此分析汉代哲学和魏晋玄学哲学形态的差异。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分别，在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已很少有人再用，当时的学者多认为本体论是旧哲学名词，不宜作今天哲学史分析的方法。但朱先生在课上还是强调这一点，这是对教条主义方法论的拨乱反正，这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对朱熹理气观演变的分析，除了利用冯先生逻辑在先的分析外，也利用了这个框架， 论述了朱熹哲学从本体论到宇宙论的变化，这个分析就是受到朱先生讲课影响得来的。
在给78级研究生讲课后不久，朱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主要是喘病，那个时期他经常去圆明园散步。 1983年春季学期，我听过朱先生的易学哲学史课程，这个课本是给82级研究生开的，我当时已是博士生，但博士生没有课程，所以就去听朱先生这门课。这门课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汉代易学的卦气说和汉唐易学的元气说，尤其是北宋初期的太极元气说。这成为我博士论文论述周敦颐太极论的基本依据。当时朱先生的讲义还未出版，所以我在博士论文的脚注里说明"此点在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课程中早已指明"。此后我对北宋初期和周敦颐太极说的解释始终持此讲法不变。
年春天，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写好，那时候并没有预答辩，但我没忘记先拿去麻烦朱先生看看。朱先生看过，要我注意中立一元论的问题，还提醒我看李相显的书。在博士答辩时，朱先生提出中立一元论这一问题，张先生当时面色微变，但我已经经朱先生提醒过，所以从容回答，未出差错。答辩结束，朱先生笑着对我说"你是太喜欢朱熹了"，当时杜维明教授在旁，说"是同情的理解"。答辩后我回到系里教书，此后二十多年在学术上仍一直不断地受到朱先生的教益。
朱先生的学术活动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哲学史。在这方面他在建立50年代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体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教学实践、教材编写、资料编辑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院系调整以后，全国的哲学教师都集中于北大,北大哲学系在全国具有示范的意义和影响，所以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学的影响是及于全国的。第二个方面是易学哲学。朱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形上学和宇宙论的概念、命题、思维主要是借助对《周易》的解释而发展起来的，是从易学的解释传统中转出来的，他从70年代末开始对此进行研究， 在开设易学哲学史课程外，以十年时间完成出版了《易学哲学史》四卷的巨著。这部划时代的易学哲学经典，不仅开创了易学哲学研究综合的典范，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第三个方面是易学普及。朱先生上世纪 90年代创办了东方易学研究院，坚持"善为易者不占"的理性解易传统，出版了多种易学知识教程与普及读物，组织多次国际性会议，对推广易学起了重要作用，在新世纪他又主持创建了国际易学联合会，为世界性的易学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第四是研究冯学。朱先生曾长期跟随冯友兰先生，协助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先生逝世后，在朱先生的建议下成立冯友兰研究会，组织会议，编辑论文集，颁发研究奖，推动了冯友兰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前辈老师学者中，朱先生最善于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这是和他研究的全面、深人与对资料的熟悉功夫是分不开的。朱先生非常注重理论思维，重视辨名析理,在他那一辈的中国哲学研究学者中，朱先生的理论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时，朱先生又非常重视资料，对基本资料的掌握达到了精熟的地步，可以说仅次于张先生。 60年代以来北大所编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有几种就是在朱先生一手主持之下完成的。我深深地感到,朱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熟悉、把握，我们是要一辈子来努力学习的。
我们教研室中年以下的老师都是朱先生的学生，但我感到，比起其他的老先生，朱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更自然，也更亲切，这样的师生关系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前年夏天以后，朱先生腹泻的病症长期没有治愈，我去年离家赴美研究，行前曾看过朱先生。从朱先生家出来时闪过一念，不知我走这一年，回来能不能见到朱先生。现在他遽归道山，我虽不觉得十分突然，但颇生歉疚之情。因为我人在美国访问，无法回去亲自向他老人家告别，也无法送他到最后一程，这是我深感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只能远隔重洋，献上一瓣心香，默默地悼念这位受到大家一致尊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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