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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佩兰 故宫40年

             叶佩兰 故宫40年

  在品鉴瓷器的时候,叶佩兰经常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夏日渐盛,奥运临近,7月15日,位于故宫文华殿的陶瓷馆作为迎奥运的一个项目对外开放,许多珍藏得以显露。 71岁的叶佩兰说,找时间她也得去看看,尽管这些东西她已看过多遍。

  叶佩兰曾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

  1956年,高中毕业的北京人叶佩兰面临着多种选择。她在那年考上了河北大学,但这一南出京城的想法很快遭到了家人的否决,她的家人认为出了北京就很难再回来了。还有一个工作是到全国总工会去当书记员,叶佩兰觉得这也没多大意思。她当时其实最想当女飞行员,但体重不够,被刷下来了。

  叶佩兰的中学老师对她说,要不,到故宫看看?叶佩兰从小就住在北京前门一带,但她在18岁之前从来没进去过故宫。

  18岁的叶佩兰在老师的引领下进了故宫,一个深幽的世界展现在她面前。她到里面这么一转,觉得故宫真好玩,像个大花园。“当时也没什么远大理想,觉得就是找到了一份觉得还可以的工作。”

  从1956年“入宫”到1998年“出宫”,叶佩兰在“宫中”的日子达40余年。

  进入故宫

  在叶佩兰的年少回忆里,解放前和刚解放时,北京城的城墙都还尚存,“天安门两旁还有牌楼呢。”

  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保留旧城另建新城的“梁陈方案”遭到否决,毛泽东支持的是苏联专家改建古城的方案。从那以后,北京数百年历史的城墙、牌楼等古建筑被陆续拆除。痛惜者的眼泪被毛泽东认为是“政治问题”。领导人的一个愿望是能从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林立的烟囱。

  在一些人眼里,故宫甚至都在改建之列。

  1955年,何祚庥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里写道:“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何祚庥的意见得到某些人的认同。还有的人则建议将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故宫内。

  当时的政协委员张伯驹坚决反对改建故宫。他提出,故宫有500多年历史,必须保持其完整性,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不得拆建或开修马路。

  在不同意见中,故宫得以完整保留。

  叶佩兰在1956年进入故宫之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新鲜,这些工作是她之前从未想过从事的。同样是在1956 年,63岁的孙瀛洲成为了故宫的一位工作人员。

  孙瀛洲当时已是名冠京城的古玩专家。1906年从河北到北京谋生的孙瀛洲从古玩店的学徒干起,白手起家,省吃俭用,在1923年创办了自己的古玩店“敦华斋”。多年之后,此店成了北京城里最顶级的古玩店。孙瀛洲的儿子孙洪琦回忆,店铺最兴盛的时期是上世纪40年代,有学徒20多人,每月进出货物逾几万件。

  刚解放不久,孙瀛洲在努力向一个新的政权靠近。朝鲜战争爆发,孙瀛洲把自己的一些古董卖了钱然后捐给军队。为支持国家建设,他把自己的一子一女送到大西北参军。更大的手笔是,他把自己收藏的2375件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此后多年,他又陆续捐赠了更多的藏品,这其中包括他最喜爱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

  此杯是视文物为生命、“每星期只吃一回猪肉”的孙瀛洲当年花了40根金条所购。他的儿子孙洪琦也仅见过此杯四次。第一次是在孙瀛洲将此杯捐给故宫的头一天晚上,所有家人首次聚在灯下看到了孙瀛洲多年收集的奇异珍藏。

  孙瀛洲的弟子、后来也进入故宫工作的耿宝昌描述此杯:“器型隽秀,玲珑透体,花纹简疏,外绘纹饰内部明晰可见,施彩清淡雅致,无与伦比。”

  “成化斗彩杯明朝有记载的就值10万两银子,现在如果拿去拍卖,能值上亿人民币啊。”叶佩兰这样形容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的珍罕。

  叶佩兰非常乐于回忆与孙瀛洲这样的老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有一次经历让她印象深刻。某天,孙瀛洲拿出一件哥窑瓷器和几件明清等朝代的仿品,让大家把这七八件东西给搅乱了,然后他闭着眼睛走过来触摸瓷器。这个,明代仿的;这个是宋代的,这可是好的啊;这个是清代仿的……孙瀛洲全说对了。“我们当时特惊奇,问,‘您都是怎么知道的呀?’”孙瀛洲的解释是,手感不一样:宋代瓷器足部边际窄小,足内施釉有坡度,用手很难提起来;明清足边有棱角,可以提起来;明代的足边厚一些,清代的足边薄些,更规整。

  这些学问让年轻的叶佩兰大开眼界,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工作真是快乐”。

  动荡的年月

  1957年,“反右”开始了。

  北京城里被打成“右派”的人很多。在故宫里稍微好些,但也有些专家成了“右派”。“大家开始花时间到业务以外的地方,不关心国家大事专心搞业务会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叶佩兰说。

  关于故宫的争论仍在进行。1958年,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拟对故宫的宫殿建筑大事清除,表示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而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意见是:“ 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

  1961年,故宫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故宫改建方案再次被提出。1965年,清华大学辑录的一篇《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文章里提到“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大会堂比它大得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

  1966年,浩荡的劫难来临,“满大街全是来串联的人,那些南方来的小孩光着脚在大街上走,也不怕脚给磨破了。”

  “破四旧”是那个时期流行的疯狂举动,显然,故宫在红卫兵的眼里是最大的“四旧”。故宫的外墙上开始出现“砸烂故宫!”“火烧紫禁城!”的字样。

  “1966年,故宫的大门关上了,不再对外开放。”叶佩兰说。当时,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军队进驻保护故宫。

  从那以后,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图书馆当时也开着,但不敢主动去搞业务研究学习。”叶佩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对于文物的研究基础是在1966年之前打下的,之后的很长时间都给荒废了。“很多东西都是从老一辈那里学的呀,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故宫里专辟了一处宿舍,故宫里的老专家们被作为“黑帮队伍”集中在那里。有的被戴上雕塑模样的帽子,有的被要求提上个纸篓筐……“我都不想说,说起来难过。”

  这些老专家里不包括孙瀛洲。由于孙瀛洲“对故宫有贡献”,没让他住在故宫宿舍里,让他回家住了。

  “这反而糟糕了。”叶佩兰说,孙瀛洲回到家里,红卫兵找上门来,对其进行批斗,老人家顶不住,口吐白沫去世了。

  1969年,荒凉的紫禁城几乎成了空城,除了少部分人员留守之外,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职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

  变化开始了

  1971年的夏天,一批神秘的客人突然到访。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的48小时北京之行包括参观故宫。在基辛格到来之前,叶佩兰已经从同事口中略知一二,她觉得“这可是大事情”。

  第二年,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了故宫。同年来故宫参观的还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叶佩兰觉得这些年变化最大的是库房。“文物现在都放到地库里了,条件非常好。”以前,是在地面上的老房子里边,四面的窗户都是纸糊的,风沙很容易吹进来。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工作时常穿蓝色的大褂,下班时,大褂上已覆上一层土。 “有的库房架子上能看到黄鼠狼粪、耗子屎。”

  故宫地下文物库房的建设历时多年。一期工程从1987年开工,至1990年竣工。二期工程自1994年始,于 1997年完工。故宫地下文物库房为地下三层全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潮防水,具有战争防护能力和抗震能力。库房包括消防、防盗、空调、文物运送和计算机自控等诸多系统。

  叶佩兰还说到,曾有人提议建故宫地下展厅,但此想法一直饱受争议,至今未决。

  深藏库房之中的文物并没有太多露头的机会,能亲手触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叶佩兰记得有一次,李瑞环来故宫参观,她给李瑞环展示了一个珐琅彩的花瓶。“这花瓶胎体非常薄,我让领导用手掂一掂,看看手感怎么样。”叶佩兰此举后来还被主任给批评了,说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在故宫陶瓷组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不小心弄坏东西的时候。叶佩兰当陶瓷组组长的时候就遇到过一回。当时,她的一位同事拿着一个明代宣德年间的红釉僧帽壶进行辨识,一不小心把壶盖掉地上给摔碎了。“当时所有人都傻了,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我差点没晕过去。”所有相关的人都要做检讨,叶佩兰好几天都没吃下饭。

  当时之所以把很多藏品拿出来让大家对比辨识,是因为要编一本《古瓷辨识》的书。那已经是80年代,市场上玩古董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人们有这个需要,所以编了这么一本书。”

  到故宫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每天都数以万计。“大家还是喜欢看看谁谁谁曾经在哪里住过,到故宫看古董的人不多,看古董看得久的大都是搞收藏的。”叶佩兰说。

  许多玩古董的人开始找到叶佩兰,让她鉴定一下藏品的真伪。“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开始有财力了,文物市场发展了,你看看潘家园那一片,人多着呢。”

  叶佩兰还会回忆起孙瀛洲老先生带他们这些弟子们逛琉璃厂的情形。还有陈万里、冯先铭这些老先生,叶佩兰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在这些老先生的指导下,她们学会了辨别什么是真东西什么是假东西。“在故宫里主要是见了很多真东西,没见过真的怎么知道什么是假的呢?”她说现在玩古董的人多,但所谓的古董市场上真东西少。“百分之八九十是仿品。”在她认识的人当中,玩古董赔钱的大有人在。

  有时候,有的一家子好几个人拿着一个碗来,说,叶老师,您看看这是什么年代的?叶佩兰一看,说这大概是晚清民国的。来人第二句就问,这值多少钱?“我说也就几百块,马上就有人扭头走了。都指望着自己手里的古董值钱,没有几个人来当艺术研究的。”

  时代确实变了,许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也在实现。比如,叶佩兰去过台湾故宫两次,看到了曾经同处一宫的藏品。

  在紫禁城里,也出现了一些新东西。比如星巴克咖啡厅。在叶佩兰的回忆里,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后来卖东西的店陆续多了起来。提到星巴克,叶佩兰觉得,“这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喝咖啡休息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呀,照这么说,你到故宫是不是得穿长袍马褂喝盖碗茶才相称呢?”

  在众多的争议声中,星巴克还是从故宫消失了。

  奥运来了

  这么多年了,许多叶佩兰熟悉的老北京建筑都在消失。“拆得太多了,我们故宫的老先生朱家溍在一次会议上拍桌子说,不能再拆了。”

  在品鉴瓷器的时候,叶佩兰经常跟大家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

  站在故宫后边的景山上,叶佩兰可以看到北京城的许多景致。从她小时候到现在,北京的天际线变化太大了,她是看着各个时期的建筑是如何改变北京城貌的。

  “有的人说没出过国,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样的,我说你到国贸那一带看看,就知道出国是什么样的了。”到过多个国家的叶佩兰说。

  叶佩兰觉得“鸟巢”和水立方这样的建筑瞅久了也就顺眼了,但国家大剧院她是仍然不太习惯。她晚上有一次坐车从长安街上过,“本来看着灯光点缀的街景挺舒服的,但一瞅着那大黑包心里就不舒服。”

  比起这些新建筑,叶佩兰还是喜欢故宫里的院落。“这么多年了,忘不掉那里。”

  她庆幸自己的大部分人生是在故宫里度过的。她想起老库房旁的四棵古老的大海棠树,上边结着小酒杯这么大的海棠。“外边没有这样的海棠卖的,工作休息的时候,用凉水这么一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冬天的时候,把海棠放窗台上,还可以吃冻海棠。”

  往事只能追怀,故宫这样的好环境,在当时的北京也是特殊的。北京向来有风沙,但以前风沙来了很快就走了,不像现在的浮尘天气。“北京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我觉得主要是汽车太多了。”从7月20日开始,北京的机动车实行单双号制,这让叶佩兰非常赞同。

  叶佩兰非常喜欢看体育比赛,特别是女篮女排女足。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她说她还是像以往一样,待在家里通过转播看比赛。这几十年,北京人多的大场面她见过不少,她觉得还是不去人多的地方更好一些。

  故宫博物院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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